梁君健:杜绝历史虚无主义 弘扬社会主流价值

在线英语培训

2018-11-29

  小岗村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大包干”契约  “大包干”是承包经营的一种形式,但最終成为最成功的、最为农民群众所接受的形式,有其内在的经济规律。农村基层的制度创新是来源于老百姓饿怕了、穷怕了,想吃饱肚子、过好日子这样很朴素的想法,基层的制度创新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  从承包到组向承包到户、最终到包干到户(“大包干”)的演进,奠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本格局。农民概括“大包干”是:“交了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种制度的实质是将农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与劳动成果的剩余直接挂钩,农民直接享有在必要扣除后全部的剩余索取权,所以农民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  “大包干”以其独具的优越性受到农民的特别拥护,终于成为家庭承包经营的主要形式。

  黑龙江省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党组书记、主任、馆长王建国,省政府参事韩贵清,特约研究员王泽胤,党组成员、参事业务处处长何冬梅等,全程陪同并参与调研工作。  10月11日至12日,贵州省政府参事宋丽丽、王赤兵、何志军、徐望北等一行8人就“高铁站建设及运营管理”课题来沪调研。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党组成员、副主任董鑫旺会见了课题组一行。  10月11日下午,课题组赴上海虹桥火车站调研,并与市交通委、虹桥商务区管理委员会、上海铁路局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

  编辑:张斯航  中国足协官网昨晚公布《关于做好2018中国足球协会U23联赛筹备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U23联赛将于2018年11月25日-12月25日进行,共有16支球队参加,分为小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各两个赛区,共计80场比赛。

  丁纯对记者表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总理在报告中提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思想要再解放,改革要再深化,开放要再扩大。”常州将全面落实中央、省的改革部署,重点在深化放管服改革和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在放管服改革方面,把该放的权放到位、放彻底,把经济管理权放到离市场最近的地方,把社会管理权放到离老百姓最近的地方,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不见面审批”,让老百姓“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让企业和市民有满满的获得感。在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方面,今年我市将重点推进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实施工业企业资源利用综合评价,坚持以亩产论英雄、以质效配资源,通过差别化政策,推动资源要素向高效益、高产出、高技术、高成长性企业集聚,倒逼落后产能退出和低效企业转型。大力振兴实体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业主质疑为何采暖费不交给物业而交给开发商时,该工作人员说:“小区尚未完工,也没有全部交付物业。因此所有业务的控制单位是开发商,物业只是代收费,目前你们跟开发商打了官司,物业不收费是正常的。

  红枣中含有大量的矿物质,这些物质可以有效降低体内胆固醇水平。

电影《绣春刀》剧照。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近年来,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创作水准不断提升,也越来越得到当下中国观众的喜爱。 在刚过去的2017年,《建军大业》《二十二》《妖猫传》等电影,以及《军师联盟》《天下粮田》等电视剧,不仅得到了票房和高收视,它们所展示出的不同年代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更是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讨论。 可以看到,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和凝聚民族精神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然而这类影视剧的创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有些影视剧选题视野狭窄,过多聚焦于宫斗心机、官场套路和怪力乱神;有些影视剧中有大量的史实错漏,误导了观众对于历史的判断和对于真相的敬畏;更有些影视剧出现了封建价值观的回潮,强化阶层、民族和性别偏见。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作品的艺术品质和工业水准,更带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盛行。 因而,只有充分认识到历史影视剧的当代价值、在创作中有机地统一影视艺术规律和辩证唯物史观,才能够不断创作出丰富多样的讲述历史故事、弘扬历史价值的影视精品。

呈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中国有悠久的史传传统,敬畏历史、温故知新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智慧。 当下,视听媒介成为大众文化主流,史传传统不仅体现在大量的历史影视剧创作方面,还进入到各种类型的电视和网络节目中。 例如,2000年以来,出现了两类不同的以重新发现历史、重新叙述历史为主要目标的电视节目。

第一类是以《百家讲坛》栏目为代表的具有传统说书人特色的历史讲堂类的电视文本。

它们继承了演义和说史传统,将目光放在英雄人物和历史事件上,并在道德伦理和事功伦理的框架下寻找其与当下社会生活的结合点。 第二类则是以《探索发现》等栏目为代表的另外一些电视文本。

在考古部门的配合和社会科学的视角下,这些节目通过器物和空间来还原历史,通过去中心化的人物,展现出与前者不同的历史生活的面貌。

影像媒介为我们在当代社会重新叙述和思考历史提供了独特价值。 首先,视听媒介极大拓展了历史介入当代日常生活和精神活动的广度和深度。 优秀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实际上承担着“公共史学”的独特功能,能够为当代社会提供个体身份认同的独特资源,并通过对历史的讲述和思考进而凝聚整个社会可以共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例如,纪录电影《二十二》不仅将纪录电影的票房纪录提高了一个量级,更重要的是引发了社会对于特定群体的关注和对于固有历史认识的反思。

作为一种当代的大众文艺形态,电影艺术创作也提供了思考、研究和理解历史的新角度和新方法。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影视艺术已经积累出一套完整的视听语法和叙事规则,形成了多元化的影视类型。 《芳华》对于青春类型的借用,《建军大业》的动作惊险样式,乃至于《妖猫传》的魔幻和传奇风格,其实都代表了对于历史的多元解读和当下视角,让我们对于历史进程中施加于个体身上的各种影响力有了切身体会。

提升历史真实的艺术魅力由于题材的特殊性,中外的历史类影视作品虽然发展出战争、史诗、传记、传奇等众多的样貌,但都面临着众多挑战。

首先,真实是历史的首要属性,追寻历史真相是思考历史和以史为鉴的前提条件,也是历史影视剧创作无法回避的问题。 虽然视听媒介提供了一种可视的实在,但即使经过了严格考证的历史影视剧,也无法完全地做到像历史照片一样包含了百分之百的真实历史信息。 即便是通过历史资料和亲历者口述等创作出来的纪录片,也仍然是一种有选择的、根据特定主题而展开的裁剪和重新组合。 在影视艺术创作中回应历史真实的挑战,应当区分绝对的历史真实和影视作品中的历史真实感。 相比于若干影视剧在台词、服饰甚至基本历史事实等方面的肆意穿越和“戏说”,《芳华》《绣春刀》等影片在对于特定历史时代的准确重现和细节化描摹都较为成功。 另一个例证是,近期屡获国际顶级电影节提名的历史人物传记片《至暗时刻》,为了渲染丘吉尔在接掌英国首相之后面临的困境,改写了内阁成员在讨论与德国媾和时的实际立场,并加入了他在重压之下重新考虑求和的“合理想象”。

但这些改写正面地促进和印证了人物塑造和行为链条,并且符合大的历史框架,并没有在历史认识和真实感营造上带来颠覆性不适。

第二个创作挑战则来自于主题陈述方面。 历史的讲述不应当仅仅是史料的堆砌和罗列。 有闻必录式的简单模仿会弱化历史的力量。 哪怕技术和效果再好、充其量不过是追求视觉奇观和戏剧强度的快速消费品。 实际上,影视创作的叙事需求会迫使创作者和观众去思考历史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它的动力和规则是什么样的。

《风声》《十月围城》的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却展示出历史行动者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所作出的选择,展示了个体牺牲对于民族解放和追求进步的价值。 探索积极正面的当代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创作,在探索主题陈述的过程中往往能从历史研究中获得启发。 例如,纪录片《大明宫》和电影《妖猫传》都试图探索和复原大唐的“时代精神”,这与西方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启蒙主义学者所进行的对“文化模式”的研究如出一辙。 80年代后期新历史主义思潮引入中国,不仅影响了纪录片对于平民视角和纪实手法的探索,而且促使了将单线大写的历史分解成众多复线小写的历史的努力,《一九四二》等作品借助多角色、多角度、多侧面的讲述,在个体与时代的张力和结构中成功探讨了历史的规律和人性的价值。

在“形似”和“神似”的基础上,历史影视剧还应做到沟通历史与当下,寻找到历史故事在价值和情感层面与当代社会的沟通方式。 对于当下社会来说,一部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究竟是否值得观看和思考,关键在于它能否在影视艺术创作的基础上发挥历史的当代价值。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处于国家发展的新的历史坐标。 不论是坚持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还是创造性地转化优秀传统文化、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前所未有地需要发挥历史的当代价值。 在影视创作中防止历史虚无主义和机械教条主义,发扬辩证唯物主义的史观,就是要通过文艺创作的方式回归历史真相,以史为鉴,温故知新。

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作品应当通过贴近时代和观众的文艺形态、将历史还原为活生生的历史个体的人生道路和价值选择,探寻民族的优秀传统,回归主流价值并提炼出能够贡献于人类的正面能量和共享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