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君健:杜绝历史虚无主义 弘扬社会主流价值

在线英语培训

2018-12-27

    新华网:您如何看待中新、中国东盟在未来的合作?您对“南向通道”持有什么样的看法?  陈佩玲:新加坡可以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同时结合中国的优势,作为合作伙伴,一起走向东盟。东盟发展的潜能非常大。新加坡可以凭借自身在东盟的地位和信誉,在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中起到桥梁作用。

    习近平指出,巴方“2030年国家物流战略”同中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双方要加强战略对接,推进金融、旅游、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落实好铁路、教育、医疗等重点项目,推进互联互通。中方是巴拿马运河第二大用户。双方可以进一步优化货物集运方式,使巴拿马运河在中国更深度参与全球贸易中发挥更大效益。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巴拿马开展自由贸易谈判,欢迎巴拿马海产品、肉类、菠萝等对华出口,鼓励更多中国金融机构在巴拿马设立机构,包括人民币清算中心。  要加强人文和地方等领域交流,便利双方人员往来,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

    新华社吉隆坡4月6日电(记者刘彤 林昊)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6日宣布,最高元首穆罕默德五世已同意他的请求,批准7日解散国会,准备举行新一届大选。  马来西亚本届国会任期将于今年6月24日结束。

  继续推进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工作。

  公司老总希望以每个座位25万美元的价格将游客送上太空旅行。报道称,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于2011年停止航天飞机计划以来,美国就一直没有将人送入过太空。全球的太空机构随后依赖于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将太空员送上国际空间站。

  要注重精准扶贫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注重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相互衔接,注重外部帮扶与激发内生动力有机结合,推动实现贫困群众稳定脱贫、逐步致富,确保三年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电影《绣春刀》剧照。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近年来,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创作水准不断提升,也越来越得到当下中国观众的喜爱。

在刚过去的2017年,《建军大业》《二十二》《妖猫传》等电影,以及《军师联盟》《天下粮田》等电视剧,不仅得到了票房和高收视,它们所展示出的不同年代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更是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讨论。 可以看到,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和凝聚民族精神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然而这类影视剧的创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有些影视剧选题视野狭窄,过多聚焦于宫斗心机、官场套路和怪力乱神;有些影视剧中有大量的史实错漏,误导了观众对于历史的判断和对于真相的敬畏;更有些影视剧出现了封建价值观的回潮,强化阶层、民族和性别偏见。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作品的艺术品质和工业水准,更带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盛行。 因而,只有充分认识到历史影视剧的当代价值、在创作中有机地统一影视艺术规律和辩证唯物史观,才能够不断创作出丰富多样的讲述历史故事、弘扬历史价值的影视精品。

呈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中国有悠久的史传传统,敬畏历史、温故知新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智慧。 当下,视听媒介成为大众文化主流,史传传统不仅体现在大量的历史影视剧创作方面,还进入到各种类型的电视和网络节目中。

例如,2000年以来,出现了两类不同的以重新发现历史、重新叙述历史为主要目标的电视节目。

第一类是以《百家讲坛》栏目为代表的具有传统说书人特色的历史讲堂类的电视文本。

它们继承了演义和说史传统,将目光放在英雄人物和历史事件上,并在道德伦理和事功伦理的框架下寻找其与当下社会生活的结合点。 第二类则是以《探索发现》等栏目为代表的另外一些电视文本。

在考古部门的配合和社会科学的视角下,这些节目通过器物和空间来还原历史,通过去中心化的人物,展现出与前者不同的历史生活的面貌。

影像媒介为我们在当代社会重新叙述和思考历史提供了独特价值。 首先,视听媒介极大拓展了历史介入当代日常生活和精神活动的广度和深度。

优秀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实际上承担着“公共史学”的独特功能,能够为当代社会提供个体身份认同的独特资源,并通过对历史的讲述和思考进而凝聚整个社会可以共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例如,纪录电影《二十二》不仅将纪录电影的票房纪录提高了一个量级,更重要的是引发了社会对于特定群体的关注和对于固有历史认识的反思。

作为一种当代的大众文艺形态,电影艺术创作也提供了思考、研究和理解历史的新角度和新方法。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影视艺术已经积累出一套完整的视听语法和叙事规则,形成了多元化的影视类型。 《芳华》对于青春类型的借用,《建军大业》的动作惊险样式,乃至于《妖猫传》的魔幻和传奇风格,其实都代表了对于历史的多元解读和当下视角,让我们对于历史进程中施加于个体身上的各种影响力有了切身体会。

提升历史真实的艺术魅力由于题材的特殊性,中外的历史类影视作品虽然发展出战争、史诗、传记、传奇等众多的样貌,但都面临着众多挑战。 首先,真实是历史的首要属性,追寻历史真相是思考历史和以史为鉴的前提条件,也是历史影视剧创作无法回避的问题。

虽然视听媒介提供了一种可视的实在,但即使经过了严格考证的历史影视剧,也无法完全地做到像历史照片一样包含了百分之百的真实历史信息。

即便是通过历史资料和亲历者口述等创作出来的纪录片,也仍然是一种有选择的、根据特定主题而展开的裁剪和重新组合。

在影视艺术创作中回应历史真实的挑战,应当区分绝对的历史真实和影视作品中的历史真实感。 相比于若干影视剧在台词、服饰甚至基本历史事实等方面的肆意穿越和“戏说”,《芳华》《绣春刀》等影片在对于特定历史时代的准确重现和细节化描摹都较为成功。 另一个例证是,近期屡获国际顶级电影节提名的历史人物传记片《至暗时刻》,为了渲染丘吉尔在接掌英国首相之后面临的困境,改写了内阁成员在讨论与德国媾和时的实际立场,并加入了他在重压之下重新考虑求和的“合理想象”。 但这些改写正面地促进和印证了人物塑造和行为链条,并且符合大的历史框架,并没有在历史认识和真实感营造上带来颠覆性不适。 第二个创作挑战则来自于主题陈述方面。 历史的讲述不应当仅仅是史料的堆砌和罗列。 有闻必录式的简单模仿会弱化历史的力量。 哪怕技术和效果再好、充其量不过是追求视觉奇观和戏剧强度的快速消费品。 实际上,影视创作的叙事需求会迫使创作者和观众去思考历史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它的动力和规则是什么样的。 《风声》《十月围城》的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却展示出历史行动者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所作出的选择,展示了个体牺牲对于民族解放和追求进步的价值。 探索积极正面的当代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创作,在探索主题陈述的过程中往往能从历史研究中获得启发。

例如,纪录片《大明宫》和电影《妖猫传》都试图探索和复原大唐的“时代精神”,这与西方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启蒙主义学者所进行的对“文化模式”的研究如出一辙。 80年代后期新历史主义思潮引入中国,不仅影响了纪录片对于平民视角和纪实手法的探索,而且促使了将单线大写的历史分解成众多复线小写的历史的努力,《一九四二》等作品借助多角色、多角度、多侧面的讲述,在个体与时代的张力和结构中成功探讨了历史的规律和人性的价值。 在“形似”和“神似”的基础上,历史影视剧还应做到沟通历史与当下,寻找到历史故事在价值和情感层面与当代社会的沟通方式。 对于当下社会来说,一部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究竟是否值得观看和思考,关键在于它能否在影视艺术创作的基础上发挥历史的当代价值。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处于国家发展的新的历史坐标。

不论是坚持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还是创造性地转化优秀传统文化、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前所未有地需要发挥历史的当代价值。 在影视创作中防止历史虚无主义和机械教条主义,发扬辩证唯物主义的史观,就是要通过文艺创作的方式回归历史真相,以史为鉴,温故知新。 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作品应当通过贴近时代和观众的文艺形态、将历史还原为活生生的历史个体的人生道路和价值选择,探寻民族的优秀传统,回归主流价值并提炼出能够贡献于人类的正面能量和共享情感。